“十二五”期間，我國紡織標準化事業快速發展。五年來，全行業共完成828項標準的制修訂工作，其中國家標準174項，行業標準654項，通過復審廢止了不再適用的行業標準98項。截至今年11月，全行業歸口現行有效標準總數達到2026項，比2010年增加了573項，增長39.44%。

　　12月9日，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主辦的“全國紡織標準與計量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就“十二五”期間全國紡織標準與計量工作進行了全面總結，并發布了《紡織標準化“十三五”行動綱要》，為中國紡織標準化工作指明了未來五年的工作內容和重點方向。

 

　　會上還對“十二五”期間全國紡織標準與計量工作先進集體和個人、“十二五”期間紡織標準化優秀論文等進行了表彰并頒發證牌。

 

　　國家標準委工業二部副主任王莉，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長韓俊，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副會長孫瑞哲，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科技發展部副主任張慧琴等領導以及相關機構和企業代表出席了本次會議。會議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科技發展部標準處處長孫錫敏主持。

 

　　讓標準成為對質量的“硬約束”　為中國制造走出去提供“通行證”

 

　　孫瑞哲在會上表示，我國的紡織標準與計量工作在“十二五”期間進展顯著，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

 

　　“我國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由大變強是我們幾代人追求的夢想，如何實現強國夢，最根本還是要走質量為本、標準引領之路。”

 

　　孫瑞哲指出，要讓標準成為對質量的“硬約束”，努力使我國標準在國際上立得住、有權威、有信譽，為中國制造走出去提供“通行證”。

 

　　他說，五年來，紡織標準化工作以標準體系建設為中心，系統完整地梳理和構建了紡織標準體系。據了解，“十二五”期間紡織業結合行業實際情況，編制了《紡織行業“十二五”標準體系建設方案》，對我國紡織行業技術標準體系框架進行了頂層設計和規劃。

 

　　對此孫瑞哲表示：“這是我國紡織行業第一次比較系統、全面、完整地梳理并構建了行業技術標準體系框架，不僅摸清了家底，而且明確了‘十二五’標準化工作目標、任務，為標準化工作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他還談到，過去五年，紡織標準化還以國內標準、國際標準制修訂兩方面工作為重點，推動國內標準邁上新臺階、國際標準取得新突破。

 

　　“十二五”期間，我國新提出國際標準提案17項，牽頭制訂的《紡織品 鄰苯二甲酸酯的測定 四氫呋喃法》等10項標準已由ISO正式發布實施，為我國標準走向國際邁出了步伐，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技術標準水平的提升。

 

　　此外，紡織標準化在制修訂標準的同時，還在技術機構、人才隊伍和管理機制三方面入手，提升紡織標準化工作質量和效率。“目前，全行業標準化技術機構總數達28個，以技術機構為平臺，吸納企業、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檢測機構等各相關領域的專家參與標準工作，形成了一支覆蓋面廣、代表性強、業務熟練的標準化專業技術隊伍。”孫瑞哲說道。

 

　　紡織標準化對產品跨界“水土不服”　政府應“大膽放、精準管”

 

　　縱觀“十二五”，紡織企業在參與標準化工作方面的主動性不斷增強，積極承擔國家標準和行業標準甚至國際標準的起草工作，踴躍參加標準化技術組織工作，企業學標準、用標準的熱情高漲，標準化工作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

 

　　特別是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建立了標委會間聯絡員工作機制和行業三級協調工作機制，充分發揮專業協會和技術委員會等各相關方的積極作用，全行業標準制修訂工作更加公開透明，相關方參與度更加深入廣泛，工作機制更加健全，程序更加優化，管理更加有效。

 

　　王莉在講話中就表示，五年來，紡織標準化工作取得了長足進展，首先是完成了紡織品服裝領域國內外安全標準比對分析研究工作，摸清了國內外紡織產品技術安全的基本情況；同時，加強了重點領域的標準的制定工作，紡織各標準制定單位圍繞紡織品安全和兒童紡織品、生態紡織品及有毒有害物質限量和檢測方法，功能性紡織品檢測和評價等一批重要標準及其配套檢測方法進行了制定、發布和實施，有效地回應了社會各界的關切，對規范市場經濟秩序、促進質量發展、保障消費者質量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在“十二五”期間，對紡織標準宣貫模式進行了創新，在國際標準化工作方面也邁出了有力步伐。

 

　　韓俊對近年來紡織標準化工作用了八個字來評價：“有板有眼，井井有條”。他表示，標準化本身就與民生相關，特別是在網絡化發達的今天，每項標準的出臺都牽動著大眾的心弦，因此，標準的制定不僅要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也要充分考慮到消費需求的發展和變化。

 

　　他還同時指出，目前紡織標準化對跨界融合這樣一種趨勢還不夠適應，因此標準化改革首先就要解決理念問題，在紡織標準化方面要解決單一的政府供給，向政府標準與市場標準協同發展、協調配套的方向發展，要給市場留出足夠的空間，政府要向“大膽地放、精準地管”轉變。

 

　　他認為，在紡織標準化領域，跨界融合的標準可能是市場化最先涌現出來的一批。

 

　　中紡聯提出“十三五”期間紡織標準化五大攻堅方向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移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的要求，五中全會明確“以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作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提出了“三個轉變”即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的重要論斷；李克強總理也在首屆中國質量大會上指出，中國經濟要保持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平邁進，必須堅持標準引領、法制先行。

 

　　可見，黨和國家領導人對質量和標準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標準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然而，我國紡織標準化工作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標準工作還不能完全滿足產業、科技和產品跨界融合發展，尤其是智能制造、“互聯網+”、兩化深入融合等新科技革命的新形勢和新要求；現有標準體系中政府主導制訂標準占主導，市場自主制訂標準供給不足，標準體系有待進一步優化；國際標準化工作發展后勁不足，人才和技術支撐亟待加強；標準化技術機構仍需完善，標準化統籌協調工作需進一步加強。

 

　　面臨即將到來的“十三五”，紡織標準化工作面臨著支撐產業提質增效升級和自身深化改革的雙重任務。國務院《深化標準化工作改革方案》為“十三五”紡織標準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對此，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也對“十三五”期間標準化工作提出了五大重點攻堅方向：

 

　　首先是科學界定政府標準與市場標準的邊界，強化政府標準托底的公共屬性，遵循紡織產業鏈內在邏輯和標準規律，按最終用途和打通產業鏈的要求，制訂覆蓋面廣、滿足消費者和用戶需求的貿易型標準，適當減少政府標準數量和規模。

 

　　其次是創新中紡聯團體標準（CNTAC)管理模式，讓產業鏈各相關方自愿廣泛參與，最大限度發揮各相關方主動性、積極性和大眾智慧，打造中紡聯團體標準品牌，先立后破，彌補政府標準空白，置換過渡，推動政府標準改革。

 

　　第三是加強重要標準的宣貫，建立行業統一的“標準實施解釋”制度和平臺，暢通標準實施問題反饋渠道；推動政府對團體標準的引用和扶持，促進團體標準有效實施；開展企業標準水平評價，服務企業標準化發展。

 

　　第四是加大國際標準跟蹤、評估和轉化力度，進一步提高國際標準轉化率和采標標準的一致性程度，并以我國優勢特色產業和自主技術為突破口，牽頭提出和制訂國際標準；圍繞“一帶一路”戰略，開展國內外標準對比分析和重要國內標準的外文翻譯工作。

 

　　最后，則是要以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建設為中心，優化標準制訂全過程管理，培育發展標準驗證檢驗檢測機構和技術標準創新基地；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培養行業標準化領軍人才、青年骨干和人才梯隊；建設支撐標準化管理和信息服務的行業標準信息網絡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