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奢侈品標簽被越來越多的人拿來炫耀的時候，擁有一套百分百體現自己個性的西裝開始受到推崇。于是，中國大部分以“縫紉機、剪刀”這種裁縫店式起家的男裝品牌在嘗過了大規模制造并銷售成衣的甜頭后，開始回歸一對一的定制服務。

　　雖然與國際頂級的高定還有差距，但日益增長的市場空間讓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在這條路上投入力量。

　　扎堆高定

　　10月底，雅戈爾旗下主打高定的品牌MAYOR與全球著名面料供應商LANIFICIO F.LLI CERRUTI DAL1881簽下戰略合作條約，從而進一步提升了MAYOR的定位。

　　早幾日的18屆寧波服裝節上，杉杉服裝與英國王室頂級洋服品牌“亨利百利”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技術、工藝到文化理念上展開全方位合作，此舉意味著后者將把前者的私人定制帶上一個全新的高度。

　　再往前推十幾日，七匹狼高定團隊與其首席設計師Guisi走進貴州省六盤水市，為當地企業家們量體定制，現場成交超32萬元。據了解，從2013年起，“名士堂”高定業務開始正式進駐終端門店。

　　此外，今年4月報喜鳥全國首家全品類定制店在吉林通化正式開業，標志著報喜鳥公司全品類定制業務正式開始向市場全面推廣。而在今年年初，希努爾也推出高定品牌普蘭尼奧。

　　其實，男裝品牌爭相發展高定業務有一個過程。“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很多有遠見的人開始意識到要把生意做大，就要做品牌，所以開始了大規模成衣的制造和銷售。”一位服裝行業業內人士對記者這樣說。

　　據他回憶，基本上到2007-2008年期間，男裝的市場比較紅火，但隨后遇到發展的瓶頸。“規模化的成衣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個性化需求，很多品牌意識到這一點，開始推出高定業務。”

　　早在2000年雅戈爾就開始涉足高定業務，“經濟上的發展一方面使國內消費者對國內品牌有了足夠的自信，同時也使他們對成衣的需求擺脫了‘從無到有’的階段，開始向精品化方向發展。價格已經不再是相當一部分消費者對衣著購買的核心考慮要素，個性化和時尚化才是他們最為在意的。”雅戈爾MAYOR品牌部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前述業內人士認為，高定業務已經成為很多男裝品牌的業務延展，有的甚至是轉型。

　　“每個公司特別是大型的品牌集團都希望自己的業務能夠完整化，或者說相對于男性群體的覆蓋更完整。通過高定的嘗試不僅可以打造一種生活方式，也可以提升自己品牌的定位和價值。”他說。

　　中外差距

　　美籍華人陳先生供職于一家專門從事國際并購業務的公司，每個月都會有大半時間來往于歐洲和中國之間，洽談并購或合作的相關事宜。這樣的工作性質和內容讓他覺得穿衣服必須得體，“尤其面對一些知名的公司時”。

　　大概在十年前，陳先生所有定制的衣服都是在英國的高定店里完成的。近些年，隨著國內男裝品牌高定業務的推出，他也有過一兩次嘗試，雖然價格上低很多，但“總體感覺，差距還是蠻大的”。他對記者如是說。

　　在英國的高定店里，一進去就會被問一連串的問題，從年齡、職業、什么場合使用到喜歡的顏色、面料、扣子、圖案等。“甚至會找你要照片，看照片上的穿衣效果和實際有什么區別，結合所有的元素，最后建議一套什么類型的衣服會比較適合我。”陳先生對記者說。

　　而對于國內高定的體驗，他覺得“形似而神不似”。雖然陳先生也會被問很多問題，但基本是“問我想要什么樣的，好像是我需要把樣子設計好請他們幫我做而已，沒有太多有價值的建議給我”。這樣的結果是，雖然過程中也會試幾次裝，但最終的結果可能還不是很理想，“感覺也沒有再修改的必要了。”之后，陳先生對國內高定望而卻步。

　　在張超(化名)看來，國內大部分企業還只是將高定的概念傳達給顧客，實際的落實方面還比較弱。張超從事男裝高定工作十年，現為某意大利頂級高定男裝品牌的產品總監，此前先后在兩家中國男裝企業擔任監理，主要負責高定業務。

　　“在量體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張超介紹，以西服高定為例，國外的量體師會采集的數據包括動作尺寸、靜立尺寸、步履寬度、習慣性姿勢等，而國內大部分只是簡單地測量袖長、胸圍等基礎數據。而這樣的情況主要是由于國內高定業務基本上是讓顧客把需求闡明后，選擇合適的樣衣讓其試穿，然后對細節比如袖長進行修改。“這種方式在國外叫半定制。”

　　真正的全定制是一人一版，“是創作，針對客人的需求專門裁剪出一個新的版型。”他說。

　　另外，國內男裝的高定業務在整個工業鏈條上還沒有那么完整。

　　陳先生出席不同的場合會在西服左袖口第二個扣子上設計不同的LOGO，而在國內這樣的要求并不能實現。據張超介紹，在國外高定顧客需要的扣子可能都是單獨去定制的，“專門有些廠會做一些有意思的扣子，甚至在扣子上可以打上個人的名字或者LOGO。據我了解，國內幾乎沒有廠家做這樣獨特的扣子。單這一點，國內在輔料的供應上都很難滿足，這也影響了高定的服務水準。”

　　人才軟肋

　　打拼十年，張超堅持認為在高定的業務中，最重要的是人才，也就是工藝師，這正是中國高定的軟肋。而在國外，工藝師從與顧客溝通、量體、到后期制作各個方面都會參與到。

　　目前在國內，高定業務較先進的是使用3D人體測量系統，可以幫助客人較快捷且準確地獲得人體數據。“可以避免因為不同的量體師手法不一樣而可能出現的數據上的偏差。”前述業內人士表示。

　　然而，陳先生的親身體會卻恰恰相反。在英國，他會選擇相對固定的工藝師為他服務。“如果到哪里都是用機器測量，做出來的衣服肯定一樣，那真正了解你個性的工藝師就沒有作用了。”從這個角度來講，陳先生認為借助機器的結果就像是大規模的成衣制造，失去了個性化的元素。

　　在他看來，誰都可以去做高定西裝，但同一款設計通過不同的工藝師打扮，最終穿到顧客身上的感受是有很大差異的。“有些東西需要一定的時間沉淀和積累。”

　　涉及具體制作過程，有經驗的師傅手工鎖的扣眼會比機器鎖的扣眼立體、美觀，而特殊手工針法縫制的結果也是縫紉機做不到的。

　　于是，人才成了中國高定業務的軟肋。上述業內人士介紹，現在國內很多從事高定的男裝企業會從國外請好的工藝師，“但這種方式不可能長久，要想真正發展好必須有自己的人才儲備。”

　　從接觸各種面料并熟悉掌握每種面料的優勢，到了解版型，再到開始一個簡單的手工縫制工序，每個過程都需要時間。“即使一個悟性很高的年輕人，想成為不錯的工藝師，至少也需要十年的時間。從二十幾歲開始對這個工作感興趣，等真正能從事這個行業起碼也要接近40歲了。”張超介紹。

　　但讓張超感到有些遺憾的是，中國原來的一些手藝是非常頂尖的，但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可能由于周期太長，現在并沒有大規模的人去學習這樣的手藝。”

　　而陳先生對此最直接的比喻是，一個美術學院的畢業生和畢加索都會畫畫，但結果天上地下。

　　市場空間

　　去年，“第一夫人”的出訪不但捧紅了“例外”，也將原本小眾的高定概念推到服裝界的最前沿。

　　從起源來說，高定在歐洲是為王室貴族量身打造的業務。在中國，高定的消費群體曾一度是政府官員、演藝明星。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和經濟能力的提高，中產階級的精英男士也加入到高定的客戶群中。

　　MAROY的目標消費群也定位在追求品質的人。而國內另一家較早涉足高定業務的男裝品牌莊吉集團，其客戶基本上是國內四五十歲的中年商務人士，幾乎沒有知名人士、高級官員。

　　值得注意的是，高定人群的增多無意間削弱了奢侈品牌的影響力。陳先生介紹，他身邊很多朋友已經不再追求奢侈品品牌，轉而追求舒適度、差異化。“在他們身上很難看到名牌或者奢侈品牌，很多衣服都是高定，但價格可能比奢侈品還要高。”

　　而陳先生自身的感受則是，“在享受高定的過程中，與工藝師的溝通、面料選擇的體驗包括最后成衣個性化的表現，都是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傳達，這些并不是某一個奢侈品牌就能夠滿足的。”

　　財富品質研究院院長周婷就認為，從“去LOGO化”到“定制化”，中國消費者只用了短短兩年時間完成，這意味著中國的奢侈品核心消費者越來越成熟，知道什么是最適合自己的。

　　“在高定這個細分市場上，未來的空間還很大。”張超說。

　　據尚普咨詢《2013-2017年中國服裝市場分析調研報告》顯示，隨著消費者對定制的認識逐漸提高，消費升級以及消費者需求變化推動服裝產業升級，定制將成為品牌服裝發展的必然趨勢。

　　面對未來中國高定市場的空間，很多國外成熟的高定品牌早就開始布局。

　　據了解，Zegna在中國提供量身定制服務的專賣店有30多家。Dunhill在國內也已經擁有了固定的定制客戶群，且在不斷擴展中。

　　甚至在去年的寧波國際服裝節上，有“量身定制的黃金地段”之稱的倫敦薩維爾街(Savile Row)高級縫紉大師安德魯都帶著為英國王室貴族服務的定制團隊到寧波，兩天時間就接了20多套訂單。今年1月10日，安德魯再次到寧波，考察高定市場，并打算在寧波開店。

　　在前述業內人士看來，目前國內大部分男裝高定還屬于比較初級的階段，沒有太多的能力與國外比較成熟的品牌分庭抗爭，“與它們同臺較量，短期內可能對國產品牌是個沖擊，但從長遠來說是好事，對國產品牌會有推動作用，可真正了解什么是好的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