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3年，世界經濟仍處于深度轉型調整期，全球經濟弱勢復蘇且前景不甚明朗，國際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愈發盛行。在此背景下，針對我國的貿易救濟措施繼續升溫，對我國產品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猛增，并呈現出一些值得關注的趨勢和特點。

 

　　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的數據統計，2013年，21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共106起，同比增長37.7%，增速提高26.1%，我國連續19年成為全球遭遇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

 

　　反傾銷占比最大

 

　　2013年，對華貿易救濟調查仍以反傾銷為主，共73起，同比增長28.1%，增速提高16.3個百分點，我國連續19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與此同時，反傾銷案例占比出現回落，同比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表1)。

 

　　2013年，對華反補貼和保障措施調查大幅回升。其中反補貼調查17起，同比增長88.9%，同比大幅提升88.9個百分點；占比16%，提高4.3個百分點，我國連續8年成為全球遭受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同期遭遇保障措施調查16起，同比增長77.8%，大幅提升65.3個百分點；占比15.1%，提高3.4個百分點。

 

　　但須特別注意的是，2013年國外對華發起“雙反”調查達13起，創5年新高，此必將對我國涉案產品的出口產生嚴重制約效應。

 

　　此外，2013年，僅由歐盟對華玻璃纖維網格織物啟動1起反規避調查，相對于2011年的4起和2012年的12起大幅下降。

 

　　發展中國家討聲漸高

 

　　2013年，發展中國家繼續成為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主體。2011年，發展中國家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共42起，占比超過60%；2012年共計53起，占比近70%；2013年66起，占比雖有所回落，但仍超過60%(表2)。

 

　　就具體措施而言，2013年發達國家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主要集中在反傾銷(21起)和反補貼(17起)調查領域，其中13起“雙反”調查全部由發達國家發起，特別是反補貼措施基本都由發達國家采取；發起的保障措施(2起)和特保措施(0起)調查極少。

 

　　2013年，發展中國家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則偏向于反傾銷(52起)和保障措施(14起)。由于保障措施的發起門檻相對較低，發展中國家在選擇貿易救濟調查手段時較易采用。

 

　　新興經濟體占比有所回落

 

　　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同構性，導致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出口產品間具有明顯的競爭性。因中國的出口產品競爭力相對較強，加之其他新興經濟體普遍出現經濟減速和我國保持較強發展勢頭的反差，2013年新興經濟體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數量激增。2011年新興經濟體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數量為31起，占我遭受的全球貿易救濟調查數量的44.9%；2012年為43起，占比55.8%，上升近11個百分點；2013年共計41起，占比38.7%，下降17個百分點。

 

　　其中，金磚國家占主體，且比重持續上升。2011年，金磚國家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共18起，占新興經濟體發起總數的58.1%；2012年為26起，占比60.5%，上升12個百分點；2013年27起，占比65.9%，上升5.4個百分點。

 

　　需特別注意的是，因與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調整缺乏協調、國際資本流向變化迅速、經濟存在結構性矛盾等，2013年，新興經濟體出現出口下降、工業增長放緩、通脹率高企、內需不足、貨幣貶值、投資環境不景氣和資本外流加劇等現象，經濟增速持續放緩進入難熬的衰退期。如2013年，印度經濟乏善可陳，在內外交困之下，經濟增速一再探底，跌至10年來新低，尤其是盧比暴跌和股市震蕩一度加劇危機；俄羅斯經濟經歷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最差表現，增長速度遠低于預期，且鑒于經濟結構失衡狀況仍無根本改觀，并面臨資本外流、預算赤字壓力增大等問題，俄羅斯經濟未來可能進入低增速區間；巴西經濟疲弱不堪，充滿挑戰和隱憂，經濟艱難復蘇的同時遭遇通貨膨脹高企、貨幣大幅貶值、資本外流等風險，并可能出現13年來的首次貿易逆差；作為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南非經濟一方面呈現相對積極的發展態勢，另一方面也面臨著解決財政赤字惡化、失業率和通脹高企等痼疾的困擾，經濟增速也由2012年的2.5%回落至2%……新興經濟體為緩解經濟發展困境，轉而尋求貿易保護，并導致對華貿易救濟調查數量激增，且這一態勢還有可能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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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發起方更趨集中

 

　　2013年，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國家和地區數由2009年的47個降至21個，發起國日趨集中。其中，巴西(15起)、加拿大(13起)、美國(12起)和印度(10起)位居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數量的前4位，共發起50起，占比達47.2%，發起方集中度較高。巴西已連續兩年成為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最多的國家，而印度也以10起位居第4位，亦佐證了新興經濟體與我國貿易摩擦日漸增多的態勢。對此，我國應注重與這些國家的經貿往來，突破經貿合作談判的瓶頸，降低出口集中度，以緩解和避免貿易摩擦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巴西、印度發起的反傾銷調查異軍突起。2013年，巴西共對華發起發傾銷調查15起，同比增加2起，占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總數的20.55%；印度共7起，同比持平，占比9.59%，兩者已連續兩年位居對華發起反傾銷調查的前兩位。

 

　　反補貼調查發起方集中于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成員國。2013年，美國(6起)、加拿大(6起)、歐盟(3起)和澳大利亞（2起）四國對華發起反補貼調查共17起。其中，NAFTA成員國共發起12起，占總數的70.6%，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此與2012年3月1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關稅修訂法案密切相關。根據該修訂法案，美國商務部可對自中國、越南等“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的所謂“受補貼商品”征收反補貼稅。這進一步提高了美國對我國發起反補貼調查的“合法性”和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美國乃至NAFTA成員國對我國發起反補貼調查。

 

　　保障措施調查發起方集中于發展中國家。2013年，哥倫比亞對我國發起保障措施調查4起、印度3起，分別位居第一和第二，占總發起數的43.8%；菲律賓、智利和澳大利亞分別以2起并列第三；烏克蘭、土耳其和吉爾吉斯斯坦各1起；發展中國家共發起14起，占比高達87.5%。

 

　　涉案行業重點明晰

 

　　2013年，國外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主要涉及金屬及其制品、化工、建材、機器與電氣設備、食品、紡織、塑料及其制品、造紙8個行業。其中，以清潔能源為代表的機器與電氣設備正逐漸成為被調查的新重點行業，該趨勢值得關注和分析。

 

　　金屬及其制品、化工、機械與電氣設備仍是重災區。2013年，國外對華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主要集中在金屬及其制品(41起)、化工(18起)、機器與電氣設備(14起)和建材(13起)4個行業，合計占比達81.1%。其中，金屬及其制品、化工、機器與電氣設備已連續3年位列國外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前3位。

 

　　清潔能源等產品成為新對象且連鎖性強。2011年以來，機器與電氣設備逐漸成為國外對華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對象，案件絕對數和占比均顯著提升，其中尤以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設備為代表，具體產品涉及到應用級風電塔(2012年美國雙反、2013年澳大利亞反傾銷)、光伏組件與晶體硅光伏電池(2011年美國雙反、2012年歐盟雙反)、太陽能電池板(2012年印度反傾銷)、太陽能玻璃(2013年歐盟雙反)，發起國和地區主要集中于美國和歐盟，表明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對我國貿易救濟措施呈現由低端產品向高端產品發展的趨勢，清潔能源等高新技術產品已逐漸成為我遭遇貿易摩擦的主要領域。

 

　　該現象將隨著我國機器和電氣設備等高新技術產品競爭力的增強而不斷強化。對歐盟、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來說，由于貿易結構上與中國存在某種程度的互補性，限制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主要是出于平衡貿易收支的考慮，而并非純粹從保護其國內相關產業的角度出發。而發達經濟體的支柱產業主要在高技術產業方面，隨著中國出口的高技術產品越來越多，發達經濟體的這些支柱產業感受到的壓力日益增大。因此，可預期針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所設置的貿易障礙會日漸增多。

 

　　此外，由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金磚國家與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相近，清潔能源等高新技術產業也是其力主發展的產業，歐美對我國清潔能源等高新技術產品所采取的貿易救濟措施很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具有示范效應。此從印度于2012年11月23日就太陽能電池和2013年6月21日就USB閃存驅動器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可略窺一斑。對此，除要從預警、應訴、反制等環節入手加以及時應對之外，還要從規則制定、標準采用、專利注冊等方面未雨綢繆。

 

　　反傾銷調查集中于金屬及其制品、機器與電氣設備、化工和建材等行業。2013年，國外對華啟動反傾銷調查73起。其中金屬及其制品以25起排名居首，占比34.2%；其次為機器與電氣設備14起，占比19.2%；化工12起，占比16.4%；建材11起，占比15.1%。四項合計占比達84.9%，涉案產品集中度極高。

 

　　反補貼調查以鋼鐵及其制品為主。2013年，國外對華啟動反補貼調查共17起。其中金屬及其制品以10起居首，占比58.8%；化工3起位居第二；紡織2起居第三；食品和建材各1起。

 

　　保障措施以金屬及其制品和食品為主。2013年，國外對華啟動保障措施調查共16起。其中，金屬及其制品以6起居首，占比37.5%；食品以5起居第二，占比31.3%；化工以3起居第三；造紙和建材各1起。金屬及其制品、食品已連續3年位列保障措施調查前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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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反”重創清潔能源產業

 

　　2013年，國外對華“雙反”調查由2011年的9起、2012年的6起大幅增長到13起，增速超過100%；涉案產品仍以金屬及其制品為主(2011~2013年占比分別為77.8%、50%和69.2%)，發達國家為發起主體(2011~2013年發展中國家僅1起)。其中，美國、加拿大和歐盟為主要發起國和地區，2011~2013年美國和加拿大分別累計發起12起、10起和2起，分別占3年累計總數的38.7%、32.3%和6.5%。

 

　　但須注意的是，清潔能源日益成為“雙反”調查的主要對象。如2011年美國對晶體硅光伏電池、2012年美國對應用級風塔和歐盟對光伏電池及組件、2013年歐盟對太陽能玻璃等案例，將深遠影響中國清潔能源產業發展。更須警惕的是，國外為防止我國清潔能源產業規避“雙反”，開始擴大清潔能源產品的“雙反”制裁范圍。如2013年12月31日，美國SolarWorldIndustriesAmericanInc.代表美國內產業正式向美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申請，要求對自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進口的太陽能電池產品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合并調查，以阻截臺灣地區代工這一規避高額“雙反”稅的渠道。這將進一步削弱中國光伏組件在美國市場的性價比優勢，使正在逐步走出產業低谷的中國光伏再遭圍堵。

 

　　實際上，美國、加拿大和歐盟對我國愈演愈烈的清潔能源產品“雙反”，已嚴重影響我國清潔能源產品對這些傳統市場的出口份額，而美國此舉必將繼續加速推動中國企業對傳統出口市場份額的喪失。工信部旗下研究機構賽迪智庫發布的報告顯示，2013年中國光伏組件出口量約為16GW，金額約100億美元，同比下降27%。其中，對美出口份額占比由2012年的16%下降至2013年的約10%，對歐出口份額由2012年的近65%下降至2013年的30%。日本躍居首位，成為中國光伏組件最大的進口國，進口額約為22億美元，占中國光伏組件總出口額的22%；對印度和南非的出口額分別占5.2%和4.5%。但對其他市場出口過快增長，可能引發這些國家發起貿易救濟調查的連鎖效應。

 

　　反規避調查起伏較大

 

　　2010年，中國遭遇6起反規避調查，其中美國4起(糖膠、鋼絲架、薄棉紙、甘氨酸)、歐盟2起(鋼鐵緊固件產品、塑料袋)。2011年，中國遭遇4起反規避調查，其中歐盟2起(玻璃纖維網格織物、鉬絲)、巴西1起(鞋)、土耳其1起(拉鏈)。2012年，中國遭遇14起反規避調查，其中歐盟7起(鉬絲、鋁箔、自行車、金屬硅、一次性充氣打火機、玻璃纖維網格物、不銹鋼緊固件產品)、土耳其3起(鋼鐵管件接頭、PS版、鉸連接)、美國2起(內置彈簧部件、薄棉紙)、墨西哥1起(無縫鋼管)、巴西1起(合成纖維)。2013年，中國遭遇的反規避調查數量大幅回落到1起，即歐盟對玻璃纖維網格織物的反規避調查。雖然澳大利亞迄今未對華發起反規避調查，但2013年9月18日，該國反傾銷委員會發布反規避調查草案，表明其可能成為后起之秀，該情況應引起我國政府、行業協會和企業的高度重視。根據該草案，澳大利亞將就反傾銷和反補貼案的四種情況進行反規避調查：在澳大利亞組裝零部件；在第三國組裝零部件；通過一個或多個第三國出口涉案產品；出口商之間的規避行為。

 

　　近年，國外對華發起反規避調查主要針對勞動密集型產品，此與規避措施的4種主要方式有關——進口國組裝規避、第三國組裝規避、輕微改變產品規避和后期改變產品規避。實踐中，前兩種最常用，即出口國將遭受反傾銷制裁的產品的零部件等中間產品出口到制裁國或第三國，在制裁國組裝后直接銷售或在第三國組裝后出口至制裁國，從而導致反規避措施主要針對工藝簡單、以拆卸與組裝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2012年10月23日，應歐盟4家生產商申請，歐盟委員會對原產于中國的鋁箔進行反規避立案調查——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通過向歐洲出口中間產品鋁箔卷，然后再制成相關產品以規避2009年對華鋁箔征收的反傾銷稅；2012年9月25日，歐委會發布公告，決定對中國并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和突尼斯轉運至歐盟市場的自行車啟動反規避調查——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通過向這些第三國出口自行車零部件，然后再組裝成相關產品出口至歐盟，以規避2011年對華自行車繼續征收的高額反傾銷稅。

 

　　因此，反規避調查將成為中國繼反傾銷之后面臨的新一輪的貿易障礙，將進一步削弱中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的能力，并可能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產生不利影響，嚴重影響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提升價值鏈附加值的進程。

 

　　綜上，在發達經濟體依然未擺脫經濟危機、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受累放緩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愈發盛行的情況下，中國應對貿易摩擦的形勢不容樂觀。為此，中國需要更加主動地應對貿易摩擦，國內企業和相關行業協會組織應更為積極地拿起貿易調查的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作者單位： 上海海關學院經管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