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溫州鞋企勝訴 六年“死磕”歐盟反傾銷
2012年11月15日,歐盟高等法院推翻歐盟初等法院早前作出的一審裁定,歷時6年,因不服歐盟委員會對中國皮鞋業征收反傾銷稅而訴諸公堂,溫州奧康鞋業公司終于等到了他們想要的說法。
從振臂一呼發動全行業進行抗爭,到引領5家代表企業自掏腰包訴諸歐盟法院,再到一審失利后孤軍奮戰,公司董事長王振滔發揚了“秋菊打官司”的精神。除了自身受益外,奧康的勝訴還為整個中國皮鞋行業贏得了利益,為中國出口企業提供了維權范例。
本報記者近日走訪了溫州,聽王振滔和相關人士講述他們“死磕”歐盟的故事。
提及溫州,人們第一時間就會想到皮鞋;提及皮鞋,人們第一時間就會想到溫州。關于溫州皮鞋的故事,不勝枚舉。
歐盟反傾銷
2萬名中國工人因此失業
約20年前,珠三角和浙江溫州的鞋企在國際制鞋業界嶄露頭角,它們生產的皮鞋物美價廉,迅速征服歐美消費者。溫州奧康,是其中的代表企業之一。
中國鞋業的異軍突起,讓歐洲人心情復雜,一方面,歐洲的老百姓得以穿上性價比更高的皮鞋;另一方面,歐洲本土鞋業遭受到猛烈的沖擊。作為傳統的皮鞋生產國,意大利和西班牙制鞋業界的反彈尤其大,他們開始想方設法把中國皮鞋這個可怕的對手拒于國門之外。
在這些利益相關者的游說下,歐洲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對中國皮鞋實行“進口配額”限制,進入歐洲市場的中國皮鞋數量都是事先設定的,超出部分要額外征稅。進入21世紀的頭幾年,歐盟給進口自中國的皮鞋設置的配額是1.4億雙,超出的部分將被征收23%的懲罰性關稅。
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這一不合理的貿易壁壘難以為繼,2005年,歐盟解除了對中國皮鞋的配額限制,中國制鞋業界興奮不已。這一重大利好消息是可以預期的,王振滔早有準備,2004年,公司的國際產業園投產,預計年產300萬雙皮鞋,主要銷往歐洲。
好景不長,正當王振滔鼓足干勁準備搶灘歐洲時,2005年7月,壞消息傳來:歐盟委員會決定從2006年10月5日起,對進口自中國的皮鞋征收反傾銷稅,稅率為16.5%,為期2年。雖然反傾銷稅無需中國廠家直接交,但歐洲采購商會在談判時想方設法把這部分新增成本分攤給廠家。受歐盟反傾銷影響,奧康國際產業園300萬雙的年產目標那幾年始終無法完成。
宏觀面上,據中國皮革工業協會統計,反傾銷稅導致中國輸歐皮鞋產量減少兩成,造成中國約2萬名工人失去工作。
五鞋企反擊
遭遇歐盟法院置之不理
何為傾銷?——一國的企業以低于其國內市場價或成本價,將商品拋售到另一國。
據介紹,歐盟委員會在仲裁中國鞋出口是否構成傾銷時,選擇第三國巴西的價格作為參照,來估算中國鞋的成本價。
奧康鞋業國際貿易發展部經理李海軍說,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當時中國的制鞋成本明顯低于巴西,不能因為中國鞋賣得比巴西的成本價便宜,就武斷地推測中國鞋以低于成本價傾銷。對于歐盟委員會的反傾銷決定,奧康上下憤憤不平。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王振滔決定做“出頭鳥”。2006年5月18日,王振滔聯合全國百名鞋業老板相聚重慶,共同發表了“重慶宣言”,呼吁中國鞋企積極維權。作為吹響集結號的“帶頭大哥”,王振滔還拜訪商務部、外交部、中國皮革協會和WTO問題專家等各方人士,得到了各方的支持。
4天后的5月22日,作為行業代表,奧康的“抗辯團”到了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委員會“對華鞋產品反傾銷聽證會”現場,據理力爭。不過,他們最終未能說服歐盟,10月5日,反傾銷令正式生效。
隨后,“重慶宣言”凝結的行業統一行動力瞬間瓦解。“同行們大多這樣想: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民營企業家,我有什么能耐去挑戰歐盟委員會?這不是以卵擊石嗎?千辛萬苦打贏官司了,整個行業跟著沾光受益;打輸了,律師費、訴訟費都得自己掏。這是活雷鋒干的事。”
王振滔告訴記者,如果僅從自家的成本、收益考慮,奧康沒必要出這個頭,因為外貿占奧康產值的比重很小。盡管如此,奧康還是跟另外4家廣東、浙江的鞋企一道,把歐盟委員會告上了法庭。
他們聘請的律師是中國反傾銷領域為數不多的實戰專家之一——蒲凌塵。2006年12月,蒲凌塵向歐盟一審法院遞交訴狀,狀告歐盟決策機構——歐盟理事會發布的對中國皮鞋征收16.5%的反傾銷稅不符合歐盟法律。
經過曠日持久的答辯和審理,2010年3月,歐盟初等法院駁回了這5家企業的訴訟請求。
孤軍逆轉
這不單單是奧康的勝利
此前,歐盟委員會給這項反傾銷稅設定的期限是2年,2年后的2008年10月期滿,歐盟委員會啟動復審,復審期間反傾銷稅照收不誤。2009年1月,歐盟委員會復審組姍姍來遲,3名復審員來到中國,實地核查了奧康等代表性鞋企的情況。根據要求,王振滔花費了大量人力,整理出與企業生產、銷售有關的幾乎所有賬目。李海軍當時負責迎接、陪同復審組,忙得不可開交。
但這卻是白忙乎了一場,2009年12月,歐盟理事會決定將對華皮鞋16.5%的反傾銷稅延期15個月,于2010年1月開始執行,這給中國鞋企帶來了沉重的打擊。2010年3月歐盟初等法院對5家中國鞋企訴歐盟委員會一案作出裁定后,中國制鞋業界更是陷入了絕望。
據了解,一審耗時3年多,5家企業在訴訟上的花費都在百萬元以上,奧康花了200多萬元,這些錢最終都打了水漂。另外4家鞋企決定“到此為止”,王振滔卻想繼續“死磕”,因為如果無人上訴,歐盟極有可能會在15個月的延長期結束后續征為期5年的反傾銷稅。
對于中國皮鞋在歐盟遭遇的貿易壁壘及令人失望的一審結果,中國政府于4月8日上訴WTO,請求設立專家組,正式啟動世貿組織爭端解決專家組審理程序。政府的態度激發了王振滔的斗志。
更重要的,則是蒲凌塵律師的胸有成竹。王振滔始終信任蒲凌塵的專業能力和敬業態度,蒲凌塵在發現案件的突破口后,也對王振滔掏了心窩:“如果上訴輸了,除了最基本的開支,其他費用我自己出。”
2011年3月,一個喜訊從歐洲傳來:歐盟委員會于3月16日發布公告稱,從2011年3月31日起對中國產皮鞋停征反傾銷稅。就此,中國鞋企持續近5年的反傾銷制裁宣告暫時終結。
奧康的上訴遲遲沒有結果,反傾銷稅的終結,讓人們有理由相信看好奧康。終于,今年11月15日,歐盟高等法院下達判決書,因法律技術性關鍵點,推翻歐盟初等法院的一審裁定,奧康贏得了最終的勝利。
“奧康的勝訴使得之前歐盟委員會針對中國產皮鞋征收反傾銷稅的措施失效,歐盟委員會將賠償奧康兩次訴訟的費用(500多萬元)。與奧康有貿易關系的歐洲進出口商原則上亦可從歐盟退回6年來被征收的反傾銷稅。”蒲凌塵說。
對話王振滔
“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嚇死”
記者:你認為這起反傾銷官司的本源是什么?
王振滔:歐盟的有關官員當時不了解中國,對中國市場缺乏調研。他們當初很怕中國皮鞋沖擊他們的就業,更何況,這些年歐洲經濟形勢也不好。
6年過去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是個大市場,歐洲企業也都想把產品賣到中國,如果歐盟再對中國設置貿易壁壘,就得考慮相應的后果。
記者:你認為這場官司的意義何在?
王振滔: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案例,讓中國的企業家“走出去”的時候更有底氣,敢于維權。我們把現成的案例擺在這里,其他企業遇到類似問題可以借鑒,不用怕。中國在海外遭遇反傾銷麻煩的行業并不只有鞋業,還有光伏行業等等。
記者:一審敗訴后,另外4家企業都罷休了,你為何要堅持上訴?
王振滔:人可以被打死,但不能被嚇死,哪怕面對的是歐盟。雖然就我們企業自身的經濟核算來說,打這場官司并不劃算,但我認為企業家得有這份責任感。反傾銷涉及的中國制鞋企業有1240家,涉及勞動力200萬人,反傾銷危及他們的飯碗。
我也不光靠一腔熱血。一審雖然輸了,但我對我們聘請的律師有了較深的了解和充分的信任,我知道他們代理這個案件不是為了錢,他們有職業追求和抱負。我們的律師多次到工廠實地調查、調研,最終得出結論:歐盟對我們的認定與我們的真實情況不一致,有信心上訴成功——即使不成功,也能討到一個明確的說法。
記者:官司打了6年,企業受到了哪些影響?
王振滔:我一直沒抱“官司必須贏”的想法,就當交學費學習吧。
果然,6年間我們企業因為這場官司成長了。6年前,我們公司沒有單獨的法務部,只有兩名法務人員掛靠在其他部門。6年間,我們意識到了法務的重要性,如今已有十多名法務人員,成立了專門的法務部,他們在這場官司中得到了難得的學習機會。
另外,通過這場官司,我們跟歐洲同行取得了深入的溝通和交流,并讓我們接觸的政府官員和歐洲企業家真正了解中國和奧康。
記者:你認為中國行業協會未來有哪些可以作為的空間?
王振滔:中國的行業協會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組團到國外考察,組團到國外設立機構。協會先“走出去”,先把服務鋪開,方便中國企業“走出去”。單個企業人才不夠、財力也不夠,協會卻有它的優勢:資源共享,而且很容易跟國外業界進行深入溝通,這是單家企業做不到的。
記者:隨著中國生產成本的攀升,“中國制造”在海外陷入反傾銷麻煩的可能性是否在下降?
王振滔:的確,6年前歐盟官員對中國不了解,他們現在看中國的眼光跟6年前已經不一樣了。這6年間,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內市場越來越大,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增,沿海地區勞動力工資每年的增速都達到了兩位數,歐洲人的工資卻沒怎么漲。十八大指出到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番,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工資肯定還得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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