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荒,與錢的“體外循環”
缺錢,缺錢,缺錢。
從年初開始,石波就發現錢少了。
石波是位明星私募基金經理,過去人們總是追著給他錢,請他打理投資。2011年,他感慨說,股市上的那點回報失去了吸引力,基金的募集越來越難。
當貨幣政策的主動脈被牢牢掐住,從銀行到企業,從投資者到各級政府,一覺從前兩年遍地資金的美夢中醒來,各行各業都感到一陣陣窒息的絕望。
但詭異的是,大批的錢,卻正在傳統的融資渠道之外扭曲地流動著。
深圳街頭的民間借貸廣告。許多中小企業感到,現在比金融海嘯時還艱難。
錢的詭異變化
在這條資金通道上,募集來的錢,與“貸”出去的錢,很多時候都是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外進行“體外循環”
老百姓的錢,正在發生著一場詭異的變化,從股市、樓市、銀行存款,變成銀行的理財產品。
2011年4月份,存款大搬家,減少了4678億。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從2007年的3萬多億元降至目前的2.3萬億元。此外,證券公司理財規模只有1270億元,陽光私募1000億元。
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觀察到,老百姓的錢正從證券市場回到銀行,紛紛變成了理財產品。
2006年,銀行理財產品的總規模僅在4000億元左右,今年則達7萬億,翻了17.5倍。僅僅是今年前5個月,銀行理財產品就吸金5萬多億元。據金融界網站發布的理財產品報告顯示。截至6月初,今年以來銀行共發行理財產品5228只,最近每個月都突破1000只。
理財產品為什么突然繁榮?因為銀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饑渴地缺錢。
6月14日,貨幣政策再次緊縮,央行再次宣布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將存款準備金率調上歷史新高。上調后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將達21.5%——這意味著100元的存款,商業銀行只能貸出78.5元。
一批又一批資金被強制凍結,而且銀監會對銀行實行嚴格的存貸比考核,使得銀行正面臨一場普遍的“錢荒”,不得不展開存款拉鋸戰。“銀行從來沒這么緊過,每到月末,我們這里的18家銀行行長就開始PK,拉存款。馬上會考核得更嚴,要看月度日均存貸比,行長越來越難當。”說話的是浙江省紹興縣金融辦主任陳文榮,“企業存1000萬,銀行就會有5—8萬的存款利息返現。”“高息攬儲”讓賬上有點閑錢的老板們開始了“銀行一日游”,小儲戶們則根據存入金額的不同,分別拿到銀行雞蛋和食用油等不同檔次的實物回饋。
但是,負利率讓存款變得毫無吸引力,新的秘密就在于理財產品,后者的收益率遠高于存款。比如,民生銀行一年期理財產品預期收益率攀至6.2%,而另一股份制銀行32天理財產品年化收益率也高達4.35%。
對于已經沒多少錢來放貸的銀行來說,這些理財產品,成了為實體經濟項目“輸血”的一條最新通道,通常的路徑是:信托公司為某一個項目募集信托,銀行將這個信托產品做成理財產品向公眾發放,募集的資金投向實體經濟中的這個項目。
有時候,銀行還會通過委托貸款的方式更直接地放錢:將從某處找到的錢直接定向地投向某個項目。
不過,在這條資金通道上,募集來的錢,與“貸”出去的錢,都并不進入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是在其體外循環。
為了讓理財產品募集的錢能進入“表內”,以滿足銀監會對存貸比的監管要求,許多銀行想出了一個小“花招”:為了應對月末的存貸比檢查,市面上許多理財產品都是在月末開始募集,但下個月初才正式啟動,在啟動之前募集到的錢都以存款形式進入“表內”。
柯橋鎮的痛苦
這兩樣票據融資,同樣都在銀行的“體外”。
“實體企業很麻煩,基本上已經無法獲得生存發展所需的資金供給。”陳文榮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道,“能夠弄到錢的企業融資成本也增加了50%。”
被譽為全球紡織品之都的小小紹興縣,工業產值是全國百強縣的第五位,“在迪拜,巴黎的采購商人不知道上海,也不知道北京,卻都認識紹興柯橋。”
在這里,民營企業一家挨著一家,這個小鎮也因此成為銀行必爭之地,一個柯橋鎮就密布著大大小小18家商業銀行。
但現在,這個生機勃勃的地方正在經歷著2003年以來最為嚴峻的痛苦,因為很難貸到錢了。“沒有金融海嘯,可是企業的感覺比金融海嘯時更困難。”陳文榮說。
隨著資金的日益緊缺,一個沒有懸念的伴生事實就是資金價格的節節攀升,銀行為了吸收存款付出更高的成本,而這些成本轉手又被轉嫁到企業身上。
一般而言,在正常的市場環境下,銀行業內平均的資金費用為一年內保證日均存款在1億元的,營銷成本約十幾萬元,即不到2‰,但目前,多家銀行的資金費用已升高至5‰-6‰。有的銀行甚至高至1%,比平均水平高出近10倍。
根據銀行內部收益模型,有股份制銀行為1億元以上存款開出的獎金和內部收益合計達10%。
即使貸款價格貴得驚人——貸款利率至少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30%,而且往往有各種名目的中間費用,仍有相當多的企業貸不到款。一銀行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現在很多銀行已經沒有貸款額度,除非你和銀行關系很“鐵”,而且銀行有回款進來,否則很難貸到款。
“在企業有銀行的貸款授信額度,但銀行沒有貸款規模的情況下,只能利用國內信用證和承兌匯票了,可以緩解企業的短期融資難問題。”一家股份制銀行的無錫分行行長告訴記者。
從前,國內信用證只是一種結算工具,但在資金短缺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企業把它作為融資工具。
所謂信用證業務,是指開證銀行依照申請企業(購貨方)的申請向受益人 (銷貨方)開出的有一定金額、在一定期限內憑信用證規定的單據支付款項的書面承諾。在銀行的財務報表上,屬于表外業務,對開立信用證的銀行而言并不占用信貸規模。
對于購貨方來說,利用國內信用證來解決資金問題,其成本并不大。假設一企業開具一張金額為1000萬元、期限為3個月的國內信用證,所需要支付的費用為3萬元。
而同樣屬于銀行表外業務的銀行承兌匯票,則被更廣泛地使用。
承兌匯票,通俗的理解,就是“購貨方”向“銷貨方”開具一張支票,“銷貨方”憑支票到銀行領取貨款。與國內信用證一樣,它的最長期限也是6個月,提前支取也需要向銀行貼息。
據了解,浙江的貼現率已經由去年年末的3‰升至當前的8‰。和信用證不同的是,銀行承兌匯票所需要的保證金比例,通常會高于國內信用證。
記者詢問了從內蒙到浙江的多家商業銀行,目前國內信用證的保證金比例在10%左右,而銀行承兌匯票的保證金比例浮動較大,一般需要50%左右的保證金,部分銀行對一些資信稍微差一些的企業,要求保證金比例甚至為100%。同樣是1000萬元的“融資”,開信用證,只需要在銀行存入100萬元的保證金,而開具銀行承兌匯票,一般需要500萬元左右。
折騰了一圈,企業直接拿到的并不是現金,而是承兌匯票或者信用證。
而這兩樣票據融資,同樣都在銀行的“體外”。
小額信貸突然繁榮
隨著央行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雖然作為融資的主動脈——銀行被牢牢掐住,但資金依然從枝枝蔓蔓的更小的血管里不斷流向饑渴的經濟肌體。
錢如此之緊的另一個結果,是民間放貸的意外繁榮。“現在溫州的錢不搞資源,也不搞煤炭了,更不高興去弄實業,全部把錢都拿去搞高利貸了。”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著急地告訴記者。
民間利率最高的已經到了月息1毛至1.5毛,如果按照這個年化收益,從事民間高利貸的資金收益最大可以達到一年12—18倍的收益。
隨著央行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雖然作為融資的主動脈——銀行被牢牢掐住,但資金依然從枝枝蔓蔓的更小的血管里不斷流向饑渴的經濟肌體。
小額信貸公司便是其中的重要的一支。
從2006年,第一批官方批準的4家小額信貸公司試點開始,截至今年3月末,全國已經有小額貸款公司3027家。一季度,他們一共貸出了427億元。成立以來,小額貸款公司總共貸出了2408億元,相當于一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貸款規模。
現在,小貸公司坐在家里都不愁貸不出款,而且為擴大資金使用率,他們只辦理3個月內的短期貸款。
蘇州工業園區金雞湖農村小額信貸公司副總楊軍說:“從2009年成立以來,貸款量差不多每年翻倍。”
“一筆貸款到期了,后面總有10—20個基本符合條件的客戶在等待貸款。”上海松江駿合集團副總裁張磊告訴記者。這家從前是松江小有名氣的房地產公司,早已提前轉型,將生意撲到小額信貸、典當、投資等系列金融業務上。張磊保守地估計說,“今年的純利可以達到15%。”
一家小額貸款公司員工透露,由于有著不得高于央行貸款基準利率4倍的監管要求,小貸公司在發放貸款中,合同上寫明的貸款利率月息為1%或1.5%,再通過咨詢費、服務費等名目另外收費,這樣可較好地規避違規風險。“15%的純利,對于運行得十分紅火的小額貸款公司來說,沒有一家愿意轉讓牌照,不斷有人找上門來希望入股,現在勢頭好,我們也在準備增資擴股。”
在過去,小額貸款公司因為面臨兩大限制——“只貸不存”和放款比例“不超過資本金1.5倍”,一直發展緩慢,南方周末記者此前在重慶等地采訪時發現有不少牌照正在市場上轉讓,而且鮮有問津者。
上海小額貸款公司協會理事長張玉峰告訴記者,僅僅上海松江區就有3-4家小額信貸公司在等待政府牌照,注冊資金的門檻也在一路水漲船高,從最初的5000萬,到現在的2個億。
當主流金融渠道銀行被限制時,小額信貸公司卻積極和各種租賃、信托合作,想盡一切辦法盤活現有的信貸資金——有不少小額信貸公司開始陷入無錢可放的窘境,比如內蒙古小額信貸協會會長李毅剛就告訴記者:“我們這里小額信貸公司的貸款早就放完了。”
最近,山西信托推出千禧匯鑫小額貸款公司貸款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信托資金以貸款的形式用于補充山西千禧匯鑫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流動資金。該信托產品規模為3000萬元,投資門檻為60萬元。
業內人士稱,在當前的信托產品中,收益率頗為穩定的是小額貸款公司項目。投資者的收益率在7%-8%之間,信托公司一般都很“懂行”,小額貸款公司的融資成本可能在10%以上。“如果真的要解決高利貸問題,要逆轉民間利率太高的局面,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要放開民間金融,要把金融供給最大化,應該大量發展民間金融,政府更多地批準小額貸款公司。”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