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博弈不止是利益之爭 還有對錯與是非
- 內外失衡：中美貿易中的結構性矛盾
中美貿易的一波一折都牽動著全球經濟金融的變動。
雙方貿易沖突還有進一步升級的可能。從深層次看， 一國總體貿易赤字是其國內經濟結構和經濟政策的結果。消費太多，儲蓄不夠投資，就必須進口，也就是貿易赤字。中美兩國貿易問題是多年來的經濟結構性問題，需要雙方正視，需要從各自國內政策檢討開始，也需要時間。
對于美國而言，無視中美和全球經濟的深刻變化，違背經濟學基本原理，只在雙邊赤字上做文章，不認真反思美國經濟日益嚴重的內部失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美國經濟日益嚴重的外部失衡。
美國貿易赤字的本質是內部失衡
美國長期存在巨額貿易赤字。自1976年以來，美國一直是貿易赤字國。1999年至今，貿易赤字從來沒有低于GDP的2%，2006年一度達到GDP的5.5%。
金融危機以來貿易赤字占GDP之比有所下降，但仍占GDP的3%左右。
2017年，美國貿易赤字高達5716億美元。如果不是因為“頁巖革命”極大提高了美國石油產量，幫助其大幅減少石油進口，貿易赤字還會更大。
美國長期貿易逆差是因為長期消費過度、儲蓄不足。按國民收入恒等式，貿易赤字是國內儲蓄與投資之差，國內儲蓄又包括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兩部分。
美國私人部門儲蓄長期較低，其中居民儲蓄率近十年均值僅5.5%，2017年進一步降至3%的歷史新低。
根據美聯儲的調查，2017年每10個美國人里面就有4個連400美元應急現金都拿不出來，需要透支信用卡，向親友借錢，賣東西換錢，甚至干脆賒賬。
美國公共部門過去十幾年都處于赤字狀態，債臺高筑。
過去60年，聯邦財政只有5年盈余，其余55年都是入不敷出;2002年以來，聯邦財政已經連續17年赤字，平均高達GDP的4.1%。特朗普政府大搞財政刺激還將進一步惡化財政狀況、降低公共儲蓄，預計2019年美國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將由2017的3.5%升至4.6%。
總之，美國貿易赤字是其經濟結構中儲蓄與投資不平衡的產物。
消費高，政府赤字，借錢太多，儲蓄太少。
美國貿易赤字長期存在的另一個結構性原因，是美元獨一無二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上世紀60年代，時任法國財政部長、后來的法國總統和“歐盟憲法之父”德斯坦就指出，美元霸主地位使美國享有“過度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僅靠發行紙幣就可以購買全球商品。
其他國家如果貿易赤字持續，很容易爆發國際收支危機，可是美元的霸主地位使其能夠不受資本流動的制約，因為“印錢”就能提供進口融資。所以美國稅收不夠花，就發國債，美國市場有限，就賣給全球投資者。
2017年年末，公眾持有的美國國債達到12.3萬億美元，超過美國GDP的60%，其中超過一半(6.3萬億美元)都是由外國投資者所持有。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量在美國貿易赤字擴大的過程中持續上升。
特朗普治下，美國貿易赤字還將繼續擴大。
特朗普上臺以后，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一邊減稅，一邊增加政府支出。
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未來10年聯邦財政赤字很可能從GDP的3%進一步升至5%。居民減稅幅度不大，且將于2025年年底自動失效，對居民儲蓄率的提振作用有限。
根據NX≡S-I(國民收入的恒等式)，美國的貿易赤字將跟隨財政赤字上升。IMF預測2020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將占GDP的3.6%，比2017年提高1.2個百分點，2021~2023年經常賬戶赤字仍持續超過GDP的3%。扣除對外投資凈收益(相當于GDP的0.5%)后，貿易赤字比經常賬戶赤字還要大。
中國通過內部再平衡
促進外部再平衡
中國仿佛是美國的鏡像。中國人民勤勞而節儉，儲蓄率高，“中國制造”出口全世界，貿易和經常賬戶持續大額盈余。
2001年中國加入WTO，巨大的人口紅利得以釋放，疊加快速提高的勞動生產率，中國的出口競爭力越來越強。
2001到2007年，中國出口以每年20%以上的增速狂飆突進，經常賬戶盈余占GDP之比從1.3%攀升至9.9%。
與之對應，中國國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36%升至2007年的51%。出口拉動中國綜合國力快速提升，但消費比重過低、投資比重過高，外需依賴過度，中國經濟面臨另一種外部失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外需大幅萎縮，倒逼中國加快結構轉型、擴大內需的步伐，經濟逐漸從外需和投資拉動轉向內需和消費主導。
靠政策短期刺激消費不可持續，必須進行結構改革，持久提高居民收入，切實完善保障機制。
中國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通過教育培訓、調整稅收、轉移支付，促進了勞動收入快速增長，縮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社保、醫保體系逐步完善，覆蓋面擴大，保額提高，緩解了居民后顧之憂。
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對外賬戶實現基本平衡。結構改革有效拉動了消費，扭轉了經濟失衡。
2007年到201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50.1%升至58.8%，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服務業比重由42.9%升至51.6%，超過工業成為第一大產業。
隨著內需不斷擴大，經常賬戶順差占GDP之比由2007年的9.9%降至2017年的1.3%，回到了2001年加入WTO時的水平。經常賬戶盈余持續收窄，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不搞重商主義，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而是聚焦國內結構改革，通過經濟內部再平衡促進外部再平衡。
未來中國經濟結構將更趨平衡，貿易順差也將繼續收窄。
首先，人口結構的杠鈴式變化將降低儲蓄率。未來數年，預計老齡化和二孩政策將分別推升老年人口和兒童占比，帶動撫養比由2018年的40.5%升至2023年的43.6%，從而增加消費、降低儲蓄。
根據IMF預測，中國總儲蓄占GDP之比將由2017年的45.8%降至2023年的42.2%。
其次，服務業占比還將進一步提升，服務業進口將顯著增加。目前世界服務業占GDP約68%，多數發達國家超過70%，而中國僅有51.6%。
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服務業占比上升是必然趨勢。由于美歐等發達國家服務業具有比較優勢，預計中國相關進口將快速增長。
再次，消費升級還將繼續。2017年中國人均GDP已超過8800美元，未來國內高端消費品市場空間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國內居民出國旅游購物及“海淘”盛行，從側面反映出消費者對國外商品的巨大需求。
隨著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預計相關需求將更多地以進口的形式得到釋放。IMF也預測未來五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將逐年下降，至2023年降至0.6%，實現平衡。
中美相對競爭力和分工決定了
雙邊貿易規模和結構
中國勞動力素質較高，成本較低，產業體系完備，基礎設施發達，賦予“中國制造”強大的競爭力。
因此，中國出口產品門類極為廣泛。大量“中國制造”實際上是外企在華生產，再出口到全世界。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前十的產品既包括服裝、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也包括通訊設備、電腦等技術密集型產品;既有中國企業的產品，也有美國企業的產品。相當一部分中美雙邊貿易赤字實際上是美國企業在華創造的。
據估算，僅蘋果手機一項每年就會帶來170億美元赤字。
實際上，由于iPhone絕大部分的價值創造在研發和銷售渠道，中國勞動者和生產廠商僅獲得5%的增加值。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部分勞動密集產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但是，中國能提供的生產規模、產業體系、基礎設施仍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無可比擬的。因此，中國勞動密集產品仍將長期保持較強的出口競爭力，尤其是對美國等發達國家。
以服裝為例，中國加入WTO后，在美國服裝進口市場中的份額從13%一路攀升至近42%。2010年以來，部分市場份額轉向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但中國的市場份額仍然保持在36%，是越南的3倍，印尼的7倍。
中國在產業鏈和價值鏈上快速進步，生產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的“中國創造”競爭力越來越強。雖然中國勞動力人口已經在2010年出現拐點，“人口紅利”漸行漸遠，但中國每年有800萬大學生畢業，巨大的“人才紅利”正漸行漸近，為中國帶來新的核心競爭力。
中美貿易的大局仍是優勢互補，雙邊互利。和歷史上的貿易摩擦相比，中美貿易有三點顯著不同，因而也更具互補性。
第一，中美貿易首先是新興經濟國和發達經濟國之間的貿易。上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戰爆發時，日本人均GDP已與美國相當，而中國當前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7，中美經濟的互補性遠高于競爭性。
第二，中美貿易是真正的大國間貿易。1985年日本GDP總量只有當時美國的32%，而2017年中國GDP已達到美國的62%，制造業規模更是高居世界第一，超過德國、日本、韓國之和。中美兩國都有廣闊的市場和進一步開放的空間。
第三，中美貿易的主體是產業鏈貿易而非產業間或產業內貿易。中國仍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截至2016年，包括電子產品、輕工業等在內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占到我對美貿易順差的80%以上。
而美國則牢牢占據產業鏈高端，在高新技術領域遙遙領先。以知識產權出口為例，2017年美國出口達1279億美元，穩居世界首位，是中國的26倍。
產業鏈上貿易比產業內貿易更具互補性，中美和則兩利，斗則俱傷。
但是，產業鏈貿易下中美各自內部的利益調整也更加劇烈，贏家和輸家對比更明顯。例如，美國跨國企業從中國賺取了巨額利潤，而部分“鐵銹州”的制造業工人卻失去了就業崗位。
因此，合理的選項應是通過國內政策對輸家給予適當的補償，而非因噎廢食、放棄中美貿易的雙邊互利大局。
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出現了高端產業發展放緩的情況，新增就業集中在中低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持續低迷。
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歸根結底是市場機制和政府政策共同失靈，妨礙了新技術、新發明產業化。
正確的做法是推進改革，更好發揮市場與政府機制的作用，提高競爭力。威逼制造業回流美國、“買美國貨、雇美國人”(buy America， hire American)的保護主義行徑，只能讓美國的競爭力進一步下滑。
要求中國增加從美國進口
不能根本扭轉美國外部失衡
中國經濟向內需和消費主導轉型的趨勢還將持續，并推動中國在未來數十年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內需增速將持續高于外需。
消費的比重將持續上升。中國人口和收入結構的變化悄無聲息改變了消費的版圖。勞動力人口自2010年起掉頭向下，疊加人口老齡化、全面二孩政策，提高了撫養比，從而推高邊際消費傾向，壓低儲蓄率。
中國邁入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行列，高端消費品和服務消費需求會比低端消費需求增長更快。國內供給滿足不了消費者對產品服務質量的更高需求，促生了海外購物、網絡代購的興起，出國旅游、出國留學也成為大城市高收入家庭的實在需求。
中國向消費轉型是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國的機遇。
在中國巨大且快速擴張的消費市場占據一席之地，有助于美國擴大出口，部分緩解外部失衡;增加進口，也能更好地滿足中國消費者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向往。這是雙贏的局面。中方在談判中提出的擴大進口美國商品和服務，既是釋放善意，也符合中國利益。
然而，僅靠中國增加進口，不足以根本扭轉美國的外部失衡。
隨著儲蓄率下降，中國的貿易盈余還將持續收窄。IMF預測到2023年，中國經常賬戶盈余僅占GDP 0.6%。
即使中國經常賬戶盈余收窄完全是因為增加從美國進口，也遠不足以讓占美國GDP 2%的雙邊貿易赤字變成盈余，更不用說讓美國高達GDP 4%的多邊貿易赤字轉正。要求中國超出自身需要大量購買美國產品和服務，來促進美國經濟再平衡的想法是徒勞的，也是“飲鴆止渴”的短期和錯誤的政策。
美國外部失衡是內部失衡的反映，表明美國內部存在大量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需要解決。
美國國內失衡決定了對外必定失衡。只要一天不提高生產競爭力，不改變寅吃卯糧的消費和財政習慣，貿易赤字就一天不減少;強迫減少中美雙邊赤字，只能使美國對其他國家赤字以更快的速度增加。根除外部失衡的唯一正確方案，也只能是扭轉國內失衡。
幾十年來，依賴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國得以通過印錢、發債以較低的成本維持這種內外失衡。但國際貨幣體系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美元霸主地位一旦動搖，信用和匯率出現問題，美國可能爆發債務或國際收支危機，那將是一場巨大的經濟災難。
美國不能利用世界第一經濟的霸權，強行平衡雙邊貿易;中美雙邊平衡貿易既不符合貿易理論，也違背客觀經濟基礎。
隨著中國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繼續結構調整和開放，消費和總需求會上升，對世界總需求的貢獻也會增加，雙邊貿易談判的天平只會更多向中方傾斜。
世界貿易也不能從多邊體系退后到雙邊甚至單邊體系。因為貿易單邊主義無助于解決，反而會加劇失衡。美國調整國內宏觀經濟政策，中美共同做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的維護者和建設者，符合中美兩國的長遠、根本利益，是唯一的正道，也是中美兩國對世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國聚焦自身改革
美國加征關稅來勢洶洶，但自身存在諸多“軟肋”，中方完全可以沉著應對。
第一，美國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消費品。
擬加征關稅的500億美元商品集中于資本品和工業品領域。若雙方沖突升級導致關稅制裁清單擴大，將不可避免地波及消費品，推高美國消費物價和通脹。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制定關稅方案時，力求分散至盡可能多的產品類別，竭力避免對中國進口依賴度高的產品征稅，以減輕對消費者的沖擊。
特朗普要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方案，但稅率從首批500億的25%降至10%。這一變化已經體現出美國對關稅抬高消費品物價導致通脹上升的擔憂。
第二，美國在貿易領域一意孤行，疏遠了傳統盟友。
6月8日至9日，G7領導人峰會在加拿大舉行，特朗普一意孤行，與特魯多、默克爾等盟國領導人在貿易問題上針鋒相對，拒簽聯合聲明，G7成了“G6+1”，多國領導人紛紛譴責特朗普，并重新審視與美國的盟友關系。
第三，大打貿易戰無助于提高美國競爭力，對美國經濟長期發展有害。
美國經濟2018年以來的強勢表現是經濟周期后期少見的大規模財政刺激的結果，2020年稅改刺激效應減退，其經濟增速很可能大幅下滑，過度刺激導致通脹上行和陷入衰退的概率則會顯著提高。認為美國是貿易逆差國，貿易戰會減少貿易逆差，從而對美國經濟增長有利的觀點是極其短視的。
事實上，如果貿易戰全面開打，美國消費者將因物價上漲而減少開支，美國企業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將減少投資，對美國經濟的長期影響只有向下一個方向。
中國需要在中美貿易爭端中維護和推動世界經貿規則和制度改革，從體制調整和變革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美貿易博弈，當然是利益之爭，但也不只是利益，還有對錯和是非。在面對外部挑戰時，中國更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一，堅持正義立場，戰略上堅決不向貿易保護主義讓步，戰術上靈活機動。
從利益的角度來說，貿易保護主義不符合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美國的長期和根本利益。
從是非的角度來說，貿易赤字是一國國內經濟結構和宏觀政策的結果，貿易單邊主義罔顧這一基本事實，只會遲滯結構改革進而加劇全球失衡。
中國經濟通過內部調整實現外部再平衡為全球失衡調整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從具體策略上看，貿易談判的天平會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調整而繼續向中方傾斜，中方不應囿于一城一地之得失。
大范圍加征關稅，美國最終會發現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美經濟高度融合，美國企業高度依賴中國市場，美國消費者很難找到中國進口的替代。
第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歐洲和日本比中國更加依賴全球貿易，中國應當同歐洲和日本等國家一道，堅定捍衛自由貿易，堅持貿易沖突多邊主義解決方案，并進一步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投資交流合作。
第三，立足長遠發展，聚焦自身改革。
目光長遠，從體制調整和變革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是中國應對趨于惡化的外部環境的根本對策。中國內部還存在較多體制機制障礙，通過加快結構性改革，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必將不斷釋放新的增長活力。
(朱民系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總裁;繆延亮系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央外匯業務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