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收音機)被視為富足家庭的標配，也成為多少新婚夫婦夢寐以求的婚配上品，更是一個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伴隨著國人走過一段為之開懷大笑乃或潸然淚下的歷史。

       42年前，15歲的我正在公社所在地上高中。父親當時是包村干部，其包住的村離家及公社較遠，他常年住在村里，幾個月我也見不上父親一面。有一天，母親捎信，說父親因有急事走時將上海手表落在了家里，讓我回家拿上給父親送去。我利用課余時間徒步往返十華里拿上了手表，耳邊總是響起母親“無論怎樣也不能丟了，這可比命都金貴啊”的囑咐。到校之后因要繼續上課，原本我將手表放在褲子口袋里，又怕不小心弄丟，一節課后又特意脫了半袖，換上只有過節才舍得穿的確良長袖軍裝掩蓋住手表。因胳膊太細總感覺手表在打轉，還不時地往上提。下課上廁所，右手壓著左手腕連走路都感覺很別扭。

       為了那塊手表，午休盡管閉著眼但睡意全無。下午剛說放學，我右手習慣性地又去按左手腕，左邊的同桌搶先摸到了我帶的手表，全班沸騰，62個同學幾乎都知道我有手表，晚自習后還有人追著我看表，害得我整夜沒休息好。第二天隨即請假將表送給了父親，戴表風波終于平息。

       1978年，踏著改革開放的鼓點我走上了工作崗位。父親講自己已退休，戴不戴表無所謂，非把手表給我，但我于心不忍委婉謝絕。兩年之后，父親的表作為五兄結婚“三轉一響”厚禮之一，由五嫂所戴，切實派上了大用場。

       剛參加工作我月工資14.50元，歷經試用、轉正、定級后，三年漲到24.50元。當時的“上海”、“鐘山”兩款手表價格分別為120和37.50元，憑我的工資及家庭狀況是戴不起表的，加之想買表還需領導批條子，只能一再放棄。直到工作第四個年頭，我工資29.50元，又貼了近10元，終于戴上了期盼已久的“鐘山”牌手表。

       我在鄉鎮基層供銷社任營業員、統計員近七年，當年紅白糖、煤油等日用商品十分緊俏，布料、餅干、饅頭、食鹽均需票證。至于自行車、縫紉機、手表都需批條子才可購買。當時我所知道的自行車是飛鴿、永久、鳳凰三個品牌，縫紉機山西省唯一只有太行牌，什么上海飛人、蝴蝶只是聽說過。

       1982年，我所在的陽城縣臺頭供銷社領導通過關系，分別從吉林和長治批量購進“圖門”牌手表和“太行”縫紉機，可以說一下轟動全縣，僅3天時間一搶而光。這期間一位長者要求買“圖門”表，因我無能為力，他留下40元錢硬是將我戴了不到一年的鐘山表強行拿走。幾個月之后我才又買了一塊帶日歷的孔雀表，誰知好景不長，因家里修新房，在支付匠人工資時人家不要現金，非要我的手表不可，我又成了無表戶。

       1984年，我從鄉下調縣城工作，修房、成家曾欠下債務，“三轉一響”不再緊俏，但因兜里無錢仍望塵莫及，期間曾戴過10元左右的電子表。1985年我考上電大寫作專業，當時許多課程靠聽磁帶，我咬牙舉債用128元一步到位買了臺收錄機。記得當年期未漢語言文學考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第二套節目首次采用廣播題，我那收錄機還成了考場用具，因此在同學中還落了個“班長平時舍不得花一毛錢，為大家考試立馬敢買收錄機”的好名聲。

       1988年，手表、自行車、縫紉機不少聯營廠家批量生產，雖貨物不太緊缺，但要為溫飽打拼。3歲的女兒看見別的家長自行車前梁上安個座小孩的竹兜子而戀戀不舍，愛人因縫紉機也不停地嘮叨，為了家庭生計，我咬牙一次備齊。緊接著姐夫到深圳出差，在中英街給我捎了全自動夜光“雙獅”表。盼望已久的“三轉一響”經過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的奮斗，在我這小家庭終于備齊。就那塊“雙獅”表一直伴隨我十多年,直到有了傳呼機、小靈通、手機，逐步取代了手表，才將它作為貴重物品，珍藏起來，每當搬家或整理物品，總要拿出來欣賞一番。

       從1988年到1998年第二個十年，我家電視機經歷由黑白、彩色到數字，由自架天線到閉路、高清、網絡的變換。洗衣機單桶變雙桶，普通變為全自動。空調、冰箱、照相機曾不斷更換，這十年真可謂華麗轉身。

       進入新世紀，手機、電腦、小汽車、房子可謂新的四大件，網絡時代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誰敢保證其中哪些產品沒有消失的可能？

       四十年彈指一揮間，回想“三轉一響”的演進，以小見大，折射出改革開放40年來人民群眾生活的顯著改善和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日可待，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為時不遠，讓我們為祖國的強盛和人民的幸福而高歌!